《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新(3)

那么，对于人文学科而言，应当从自然科学中吸取什么？笔者认为重点有二，一是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二是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

首先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一种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的精神。具体到人文研究，科学精神就是立足客观事实，依照理性要求，求真务实；按照基本逻辑规则梳理思想，表达见解。坦言之，人文研究缺乏科学精神的问题相当普遍。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阐释文本的意义，应该从文本出发，依据文本，有理性，有逻辑。不从文本找根据，不讲基本的逻辑关系，那阐释的还是这个文本吗？阐释还有什么理性可言？有什么价值可言？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讲文学阐释的开放性，这没有问题。但是，只讲开放，不讲约束，只讲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讲一千个哈姆雷特仍然是哈姆雷特，不可能变成堂吉诃德，也不可能变成玛格丽特，这显然也是有问题的。对文本的阐释是一个不断从文本出发，又不断回到文本，不断放飞意义，又不断从文本中寻找意义起降点的过程。不讲根据，不讲逻辑，阐释从何而来，阐释的价值又如何实现？

研究阐释，就要研究阐释的规则，研究阐释学的基本概念。概念混乱，阐释学作为一个学科还能有什么意义？最基本的，到底是“阐释学”“诠释学”，还是“释义学”“解释学”？这是一个基础性的，也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关系到不同的阐释路线，关系到中西阐释学之间的对话关系。大家可以有争议，可以相互保留意见，但不能说这个问题不重要。再比如，文学作品意义的开放性问题，一直以来学界对此争论不休。安伯托·艾柯写了一本《开放的作品》，于是许多人就跟着喊作品是开放的，把阐释的开放当成了作品的开放。可是，阐释具有开放性就一定意味着作品具有开放性吗？阐释具有无限性也意味着作品本身的蕴含具有无限性吗？作品和对作品的阐释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着眼于作品的自在规定性，后者着眼于读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规定性，我们不能因为自在规定性否定关系规定性，但也不能因为关系规定性而否认自在规定性。毋庸讳言的是，很多关于文本阐释的讨论中，存在着基本概念混乱、概念的内涵游移不定，甚至是偷换概念的问题。包括艾柯自己，在丹纳讲坛上，主张作品开放性的艾柯，当别人任意阐释他的文本时，他就不同意了，说自己的文本没有那么多意思，没有别人说的那些意思云云。

缺乏科学精神，还有一个表现就是，缺乏独立思考、追求思想进步的精神。坦率地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文研究就是低水平的重复。重复古人，重复洋人，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说自己半懂不懂、似懂非懂的话。动辄某某古人说什么，某某洋人说什么，就是没有我自己说什么。这当然和人文科学自身的特点有关系——人文科学的很多问题、基本性的问题，都是已经讨论了两千五百年还没有讨论清楚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只能是拾人牙慧，只能是“嚼别人嚼过的馍馍”。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脱离古人的历史语境，脱离洋人的现实情境，静止地、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把古人或洋人的片言只语当作金科玉律，当作普遍真理，当作不可逾越的雷池。其实这都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表现，是缺乏问题意识的表现，是缺乏历史主义精神的表现。比如，美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罗蒂曾经宣告形而上学的系统哲学的终结，宣告分析哲学走入了死胡同，但他也同样坦陈后现代主义不是一条出路，后现代主义多半是破坏性的，没有什么正面的建树。我们的文艺理论、我们人文学科不去关注罗蒂思想的发展变化，不去研究他提出问题的语境和得出结论的方式，而是固守于罗蒂几十年前的观念，无异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归根结底，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缺乏追求思想进步的科学精神。

与科学精神相关联，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对于人文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人文学科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价值追求，但是它的价值追求从来不能脱离人的存在的客观性；人文学科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同时也意味着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人文学科有自己的边界，但这种边界也不应该成为故步自封的借口。从历史的角度看，人文学科的发展一直就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近代实验科学的崛起，转变了人们对人类精神价值的认知，也转变了人文学科研究演进的路径，可证实性和逻辑性进入了人文学科研究的基本规范，这极大促进了人文学科的发展。从现实的角度看，如果人文学科一味固守于本质主义或者非本质主义的自我追问和思辨，无视人存在的客观性，通过开放的边界保持与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其功能的发挥和价值的展现得不到自然科学的有力支撑，就很可能自我封闭并从而走向自我循环的死胡同。

文章来源：《分子科学学报》 网址: http://www.fzkxxbzz.cn/zonghexinwen/2020/1008/3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