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团结与斗争（二）(4)

9月2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重新下达北进命令。红四方面军随即由临潭、岷县、武山、漳县等地分六路纵队出发，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进发。可是时间已经延误了10天左右，让远道赶来的胡宗南部等得以逼近这一地区，使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地区局势变得十分严峻。

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彭德怀率西方野战军主力迅速进至西兰大道以北之海原、固原地区。红十五军团以骑兵团组成特别支队，在绕过海原县城后，连续奔袭20多小时，行程300多华里，占领了战略重镇会宁。至此，掌握了三军会师的枢纽。

10月7日，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及骑兵团在会宁县城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四军一部会合。8日，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与抵达会宁青江驿、界石铺的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四军、三十一军到达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合，受到当地一方面军指战员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朱德同红一师师长陈赓见面谈话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他还同在九十里外界石铺的红二师政委萧华通了电话，谈了足足半个钟头。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发出通电，热烈祝贺三大主力会师。当天晚上，一、四方面军在会宁文庙举行庆祝两大主力红军会师联欢大会。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红二方面军右纵队第六军终于于10月18日到达会宁老君铺，同红一方面军二师五团会合。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总政委任弼时等率二军团一部到达静宁县平峰镇，与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会面。22日，贺龙、任弼时等率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左纵队到达隆德县将台堡。10月23日，继二方面军总部和二军团在平峰镇、将台堡与一方面军会师后，红六军团在兴隆镇同一方面军会师。

为进一步达到统一团结，张闻天于10月16日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请国际代表林育英前往四方面军做政治工作。林育英即从保安启程，于10月19日到达同心城，会见二方面军领导人。11月上旬抵达关桥堡，会见朱德、张国焘，传达国际和中央的精神，谈了不少情况，并就军事部署进行了研究。林育英对张国焘诚恳地进行说服教育，还在四方面军指战员中做细致的政治工作，介绍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宣传加强团结的意义，讲解中央的决策。林育英的到来对消除彼此隔阂、增进团结作了很好的作用。

至此，张国焘的逃跑、分裂错误彻底失败，红一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甘肃南部会宁、静宁地区实现了大会师。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合影战胜张国焘另立第二“中央”阴谋俄界会议后，张国焘毫不理睬中央的批评，反而在阿坝的格尔登寺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场上打出“反对毛周张博（即秦邦宪）北上逃跑”的横幅。张国焘首先讲话，攻击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把自己的“南下”主张美化为“进攻路线”。张国焘还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以“纪律制裁”。在这个会上，张国焘对朱德发动突然袭击，逼迫朱德表态“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斥责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并耐心地对他进行说服教育。会场上有人起哄，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从容地回答：我来左路军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是党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走。我的任务是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一道，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坚决北上。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这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是不会同意你们这样做的。总有一天，他们会走到党中央身边的。张国焘拒不接受中央的命令，也根本不听朱德、刘伯承的批评、告诫，于1935年9月15日和17日先后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叫嚷“到天全、芦山吃大米”，蒙骗、驱使红军向天全、芦山、大小金川一带退却。张国焘鼓吹“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首先赤化全川”，还诅咒中央：“孤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张国焘的分裂错误进一步发展，10月5日，竟在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公然宣布另立中国共产党的“中央”，自封“中央主席”，组织了这个“中央”的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再次逼迫朱德表态。朱德严厉地驳斥张国焘反对党中央的言行,并表示自己不反中央,在这里是“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11月12日，党中央给红四方面军发去电报，告诉他们“我一、三军团已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北会合”，现在“正与白区党及国际取得联系”，指示四方面军：“你们战况及工作情形，应随时电告党中央。”同日，张国焘的电报，俨然以“中央”自居，不称合法的中共中央为中央。电报中通报四方面军已占领天全、芦山，吹嘘已经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的基础，标榜“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并继续坚持错误，说这“证明了向南不利是胡说”，并“指示”党中央：“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并将详情电告。”12月5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竟狂妄地提出四条：“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发生关系。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北路军，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在这之前的9月底，张国焘接收到同中共中央久已失去联系的红二、六军团电台的空中呼号，遂利用红军总部的密码和总政委的名义，同二、六军团建立了通讯联系。从此，二、六军团同党中央的直接联系被张国焘切断。面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毛、洛（即张闻天）等以最大的耐心，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采取恰当的方法，开展了积极有效的斗争。他们一方面尽可能通过朱德等做教育争取张国焘的工作，同时估计到在当时仅以党中央出面做工作，对执迷不悟的张国焘未必能够奏效，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与林育英（即张浩）商量，由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来教育争取张国焘。党中央同张国焘之间的组织关系，也用变通的办法处理。林育英支持中共中央的态度和办法，接受毛、洛给他的任务，不断单独或与洛、毛等联名致电张国焘，批评其分裂党的错误，要张改弦易辙，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北上与中央会合。1935年12月16日9时，林育英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12月22日，林育英又电张国焘，劝告他注意党内团结，并就组织统一问题提出意见：“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党统一的一种方法”，要张国焘“熟思见复”。1936年1月6日，张国焘复电林育英，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继续自称“中共中央”，继续攻击党中央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北上是“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是“向北逃跑”，是“一贯机会主义路线”。针对张国焘不听国际代表劝告，坚持反党分裂错误，张闻天于1936年1月13日致电张国焘，给予严肃批评，劝诫他“自动取消”另立的“中央”。1月16日，中共中央秘书处又将《瓦窑堡会议决议》摘要电告张国焘。然而张国焘一意孤行，坚持反党分裂错误，于1月20日致电国际代表林育英，竟宣称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合法的党中央是“假冒党中央”，要求“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张闻天乃于1月22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1月23日，朱德致电张闻天，认为“现值革命新的高涨，党内急需统一”，为避免“对外不一致，会使革命有损失”，他“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权，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张闻天于1月24日复电朱德，表示“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关于组织问题，在张国焘“放弃第二党组织”的前提下，同意采纳朱德的提议。同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朱德。电文说：“兄处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以提交国际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国焘于1月27日复电林育英、张闻天，表示同意“应急谋党内统一”。但还是不承认合法的党中央而坚持他的第二“中央”。同一天，张国焘对《瓦窑堡会议决议》表示原则赞同但提出补充、修改的电报，也用“张闻天并转中委同志”的台头，以表示他不承认党中央的立场。1935年9月中旬，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后，率左路军向川康边进军。经过60多天连续行军作战后，于11月中旬在百丈与川军决战。经过七天七夜恶战，英勇的红军虽毙伤敌军1.5万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百丈战斗的失利，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标志。百丈战斗之后，红四方面军停留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地区。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部队联合起来对红军包围。张国焘进退维谷，无所适从。至1936年2月下旬，南下时的8万红军，只剩下了4万人。这时不但粮食即将吃尽，军事形势也更加严峻。张国焘只得变计“西进”，鼓吹先在康（西康）、川（四川）、青（海）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虽然“南下”方针已然破产，但张国焘还是死不认账。在部队到达道孚后，于3月15日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张国焘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还是弹他的“南下”方针“完全正确”、反对毛、洛、周、博“完全正确”的老调。表示“我们要在四川、陕北、甘肃、青海、新疆、西康的几省中建立广大革命与抗日的根据地”。5月初，张国焘在甘孜建立了“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但甘孜一带是藏民居住区，人烟稀少，粮食缺乏，几万红军被困西康一隅，难以生存发展。张国焘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主力红军如果比较长久停留在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走到这条绝路尽头的张国焘，这时不得不回头，提出：“我们目前的革命战略是在夺取西北地区，创立西北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虽然张国焘的夺取西北仍然是以“我”为中心的自行发展，并不想要同中央会合，但处在绝境中的张国焘终于期待“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了。1936年5月上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在总结东征、部署西征以后，又讨论了继续团结、争取张国焘的问题。这时，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已率领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快要同四方面军会合了。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诸同志并转各负责同志，通报瓦窑堡会议以来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巨大胜利，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说明目前党和红军的任务。5月25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林彪、徐海东又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要求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党中央的争取教育下，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他的“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上作报告,被迫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共中央”，而成立“西北局”（本应成立“西南局”，因电文错译而为“西北局”）。但同时他又宣布，在陕北的党中央也取消中央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时行使。制止张国焘再度动摇，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为实现三个方面军会合，早在1936年5月大相寺会议决定西征的时候，中央就赋予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西方野战军配合二、四方面军北上的使命。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一刻也没有放松他的分裂活动。但他的反党分裂活动遭到坚决的反对和抵制。7月2日，在甘孜草原上，召开庆祝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会师大会。朱总司令发表讲话，强调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搞好团结。他说：“我们要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任弼时代表二、六军团讲话，旗帜鲜明地说：目前形势很好，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庆祝大会后，在甘孜召开了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任弼时讲话批评了张国焘自立中央的错误，阐明了北上方针的正确性。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会议通过了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北上与中央会合的方针。7月初，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分为三个纵队分别从驻地甘孜东谷、炉霍、绥靖出发，踏上共同北上的征程。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二方面军”，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中央组建红二方面军的决策，彻底粉碎了张国焘分化、吞并红二、六军团的图谋。8月初，彭德怀率领的西方野战军结束西征，转入整训，等候二、四方面军北上。8月8日，红二方面军北出草地到达包座地区。稍事休整，12日即从包座出发。9月1日，到达哈达铺地区。8月9日至9月7日，红军先后攻克漳县、洮州、渭源、通渭四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这样，到8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与红二、四方面军，形成了南北呼应的有利局面。蒋介石发现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即于9月上旬命令第一军军长胡宗南率该军四个师从长沙开拔，兼程北上，会同王均（第三军军长）、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军长）两个军，抢占西兰大道之静宁、会宁、定西段，以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通道。针对蒋介石的企图，党中央决定进行宁夏战役。在此重要时刻，张国焘对北上方针再次动摇。他仍然坚持其分裂主义错误，提出西进主张，不愿意北上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9月13日，张国焘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称：“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并督令红四方面军加紧进行西进青海和甘肃西北部的准备，以实现其脱离党中央领导、在西北边远地区自成一个局面的主张。张国焘在9月16日至18日在岷州附近之三十里铺召开的西北局会议上，不同意党中央作出的战略部署，提出红四方面军渡黄河西进青海和甘肃西部的主张。朱德及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与张国焘进行了严肃斗争，力主北上同中央会合。《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与会者多数支持朱德的主张，赞成北上。张国焘只得放弃西进的意见。按会议决定制定了实施中央宁夏战役部署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9月18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电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下达向静宁、会宁进军命令。可是，张国焘于9月20日到达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漳县以后，即向没有参加岷州会议的前方负责人片面宣传他的渡河西进的主张，反对岷州会议的决定和《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张国焘致电中央，认为“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又于21日晚命令红四方面军转头西进。朱德接电后即电告林育英、洛甫、毛泽东等:“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现在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结果再告”,并表示：“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一面又发电给曾传六，邀他并请他转邀何畏、何长工到漳县与会，还给张国焘复了一电。22日一大早，朱德即骑马直奔漳县，一天赶了120里。9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在漳县三岔召开。朱德在会上几次发言，坚持北上和红一方面军会合的方针和岷州会议的决定。但张国焘把持了会议，否决了北上的正确意见，决定红四方面军西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占领甘北。红军即于24日撤出通渭。9月26日，朱德等致电林育英、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并告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红四方面军已决定西渡黄河，并已按西渡计划行动。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则请中央明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显而易见，这是朱德为挽回当时危局所作的最后努力。党中央领导人洛、毛、周、博和国际代表林育英等当即果断决策，予以制止。9月27日连发三电，既耐心说服又明令禁止。其时，徐向前到临洮后经调查得知，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即向朱德、张国焘提出停止西进继续北上意见。党中央又来电明令禁止西渡黄河，张国焘这才只得放弃他的计划。9月2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重新下达北进命令。红四方面军随即由临潭、岷县、武山、漳县等地分六路纵队出发，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进发。可是时间已经延误了10天左右，让远道赶来的胡宗南部等得以逼近这一地区，使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地区局势变得十分严峻。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彭德怀率西方野战军主力迅速进至西兰大道以北之海原、固原地区。红十五军团以骑兵团组成特别支队，在绕过海原县城后，连续奔袭20多小时，行程300多华里，占领了战略重镇会宁。至此，掌握了三军会师的枢纽。10月7日，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及骑兵团在会宁县城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四军一部会合。8日，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与抵达会宁青江驿、界石铺的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四军、三十一军到达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合，受到当地一方面军指战员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朱德同红一师师长陈赓见面谈话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他还同在九十里外界石铺的红二师政委萧华通了电话，谈了足足半个钟头。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发出通电，热烈祝贺三大主力会师。当天晚上，一、四方面军在会宁文庙举行庆祝两大主力红军会师联欢大会。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红二方面军右纵队第六军终于于10月18日到达会宁老君铺，同红一方面军二师五团会合。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总政委任弼时等率二军团一部到达静宁县平峰镇，与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会面。22日，贺龙、任弼时等率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左纵队到达隆德县将台堡。10月23日，继二方面军总部和二军团在平峰镇、将台堡与一方面军会师后，红六军团在兴隆镇同一方面军会师。为进一步达到统一团结，张闻天于10月16日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请国际代表林育英前往四方面军做政治工作。林育英即从保安启程，于10月19日到达同心城，会见二方面军领导人。11月上旬抵达关桥堡，会见朱德、张国焘，传达国际和中央的精神，谈了不少情况，并就军事部署进行了研究。林育英对张国焘诚恳地进行说服教育，还在四方面军指战员中做细致的政治工作，介绍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宣传加强团结的意义，讲解中央的决策。林育英的到来对消除彼此隔阂、增进团结作了很好的作用。至此，张国焘的逃跑、分裂错误彻底失败，红一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甘肃南部会宁、静宁地区实现了大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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