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团结与斗争（二）(2)

针对张国焘不听国际代表劝告，坚持反党分裂错误，张闻天于1936年1月13日致电张国焘，给予严肃批评，劝诫他“自动取消”另立的“中央”。

1月16日，中共中央秘书处又将《瓦窑堡会议决议》摘要电告张国焘。

然而张国焘一意孤行，坚持反党分裂错误，于1月20日致电国际代表林育英，竟宣称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合法的党中央是“假冒党中央”，要求“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张闻天乃于1月22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1月23日，朱德致电张闻天，认为“现值革命新的高涨，党内急需统一”，为避免“对外不一致，会使革命有损失”，他“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权，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张闻天于1月24日复电朱德，表示“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关于组织问题，在张国焘“放弃第二党组织”的前提下，同意采纳朱德的提议。同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朱德。电文说：“兄处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以提交国际解决。”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国焘于1月27日复电林育英、张闻天，表示同意“应急谋党内统一”。但还是不承认合法的党中央而坚持他的第二“中央”。同一天，张国焘对《瓦窑堡会议决议》表示原则赞同但提出补充、修改的电报，也用“张闻天并转中委同志”的台头，以表示他不承认党中央的立场。

1935年9月中旬，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后，率左路军向川康边进军。经过60多天连续行军作战后，于11月中旬在百丈与川军决战。经过七天七夜恶战，英勇的红军虽毙伤敌军1.5万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百丈战斗的失利，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标志。

百丈战斗之后，红四方面军停留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地区。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部队联合起来对红军包围。张国焘进退维谷，无所适从。至1936年2月下旬，南下时的8万红军，只剩下了4万人。这时不但粮食即将吃尽，军事形势也更加严峻。张国焘只得变计“西进”，鼓吹先在康（西康）、川（四川）、青（海）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虽然“南下”方针已然破产，但张国焘还是死不认账。在部队到达道孚后，于3月15日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张国焘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还是弹他的“南下”方针“完全正确”、反对毛、洛、周、博“完全正确”的老调。表示“我们要在四川、陕北、甘肃、青海、新疆、西康的几省中建立广大革命与抗日的根据地”。

5月初，张国焘在甘孜建立了“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但甘孜一带是藏民居住区，人烟稀少，粮食缺乏，几万红军被困西康一隅，难以生存发展。张国焘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主力红军如果比较长久停留在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走到这条绝路尽头的张国焘，这时不得不回头，提出：“我们目前的革命战略是在夺取西北地区，创立西北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虽然张国焘的夺取西北仍然是以“我”为中心的自行发展，并不想要同中央会合，但处在绝境中的张国焘终于期待“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了。

1936年5月上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在总结东征、部署西征以后，又讨论了继续团结、争取张国焘的问题。这时，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已率领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快要同四方面军会合了。

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诸同志并转各负责同志，通报瓦窑堡会议以来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巨大胜利，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说明目前党和红军的任务。

5月25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林彪、徐海东又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要求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

在党中央的争取教育下，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他的“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上作报告,被迫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共中央”，而成立“西北局”（本应成立“西南局”，因电文错译而为“西北局”）。但同时他又宣布，在陕北的党中央也取消中央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时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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